网速之低，网费之高，连总理都看不下去了——4月15日的消息显示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主持召开座谈会，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，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。在座企业负责人谈及“手机流量费非常贵”的话题时，总理当即嘱咐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，可以“薄利多销”。

 　　此外，他还指出：“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之落后，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！”“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，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。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、提高网络带宽，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，空间也很大。”

 　　这不是总理第一次“点名”网速网费问题，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后，也曾有类似一针见血的批评。与总理点名相对应的社会现实是，“网速慢、收费高、服务差”的情况已经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疾，多年来，民间骂声一片、两会呼声不断，却始终难以改观。一项被广泛引用的互联网数据中心2011年底发布的调查,不妨再拿出来看看：以1兆宽带为例,中国大陆固定宽带用户上网每月费用实际折合为13.13美元,是越南的3倍、美国的4倍、韩国的29倍、中国香港的469倍。而另一项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，2012年我国固定宽带普及率达到12.2%，网速仍明显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

 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一组数据是与2011年发改委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进行反垄断调查同期的数据；第二组数据则是在“宽带普及提速工程”已经见效后得出的结论。在宽带垄断的格局下，即便是这样的大动作也难对现状有明显改观，运营商意愿在网速网费问题上的威权之重，民众诉求在博弈中的分量之轻，得见一斑。 　　以往关于网络提速降价的讨论中，舆论多从运营商和大众消费者博弈的角度切入，聚焦低网速、高收费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，使用的是服务者义务和消费者权利的说理逻辑。此次总理的批评，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面向，即，低质高成本的宽带服务潜在地阻止了社会信息化的进程。在现代信息社会的运行中，宽带建设具有基础设施的意义，几乎是一切信息交换、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依托，是知识型经济、网络化社会、数字化生活、服务型政府最起码的物理支撑。没有一个高质量、高速度、高服务的宽带环境，信息交流的效率会滞后、科技创新的成本会增加，信息化社会的发育和创新型社会的成长自然会被其束缚。

 　　“中国发展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人，而专业技能关键是教育，我们希望给这些人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教育机会，但是现在手机流量费非常贵，一个G就要70元。”在此次座谈中，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丁磊的上述这番话，从微观角度展现了高网费对于信息化生活的掣肘。而此类例子，恐怕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多如牛毛。此次总理的批评和建议，已经和民间多年的呼吁合流，希望能为宽带的提速降价提供新的巨大推力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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